在新加坡，很早就有人说相声。

但早期人们对相声多是一知半解，以为只要是台上站着两个穿戴马褂、瓜皮小帽、手握纸扇的演员，相互耍嘴皮子抬杠，动辄敲头讨便宜，那玩意儿就叫“相声”。

要说那不是相声也不尽然，据说中国解放前的相声也不外如是。我们现在所认同的相声，是解放后经过改良提升的品种，而对这作出最显著贡献的当数侯宝林先生。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国唱片社的几张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唱片，把这位相声大师介绍到新加坡。侯先生的《歪批三国》、《戏剧杂谈》等几个传统相声，基本上较少北京的方言俚语，而以规范的普通话演出，容易被广大华人听众所听懂而深受欢迎，所以当时的主流民间媒体－－丽的呼声电台，以及官方电台都经常选播，让新加坡人认识并喜爱上这种内容通俗但格调高雅的艺术。

刻意模仿大师作品

在当时，新加坡能操标准华语（普通话）的主要是播音工作者，比如曾鹏翔、陈伯汉、郭宝昆等，由于他们受到侯宝林先生的影响，也常在电台编或演相声节目。不过，由于是业余性质，没有专业知识，更没有专人指点，基本上徒有相声的形式而没有相声的实质，或语言罗嗦东拉西扯，或节奏缓慢内容松散，充其量是堆砌笑话而已。这也难怪，当时能听到的相声极少，并且完全没机会观赏到影片或录像资料，以致于有些人连逗捧该站哪一边也没弄清楚。听的又多是传统段子，对于创作当地现实题材的帮助不大。不过，在类似题材上的模仿还是有效的，比如笔者在1970年初次尝试写的《闲话歌坛》以及1979年的《影视杂谈》，即是受侯宝林先生的《戏剧杂坛》所启发，其中讽刺老电影演员怪腔怪调的部分，更完全按侯先生的方式演绎。

70年代初，候派相声第二代的代表人物马季所发展出的“歌颂型”相声，如《高原彩虹》、《友谊颂》等，因有不合新加坡国情的政治内容，没有在电台传播，但在坊间仍暗中流传甚广。它们所歌颂的事物，很自然被原来便受激进思潮影响的文艺界所认同。而这种歌颂型相声也成了文艺界模仿的样板。例如南方艺术团韩劳达在1973年创作，由郭宝昆润色并主演的《送票》，便明显是受《友谊颂》的影响。其中向异族学习语言的一段，就十足照着《友谊颂》里向非洲朋友学话的那个“包袱”依样画葫芦，自然也就“抖”得最“响”。那以后，新型相声成了综合性文艺演出必不可少的项目。可惜欠缺像郭宝昆那样有优良语言训练和表演功底的演员，舞台上没能把相声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播音界因面对当局较大的“关注”，不得不“自我审查”，即使主观上也倾向或跟随潮流，但客观上表现得较不受极端路线的干扰，在相声上仍着重在创作讽刺型作品。例如陈伯汉的《孝道三部曲》系列作品，尽管尚未全然掌握相声创作技巧，但由于取材较大众化，表演者又是较注重语言训练的播音演员，甚受听众喜爱。笔者当时是播音界后辈，为应付节目的需要，也着意模仿马季先生的风格，把歌颂型相声的“包袱”运用到讽刺型段子里，如《追求三部曲》等。

举个例子，《结婚》段子中的一个“包袱”，“三翻”为买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都论有多少两金，“四抖”为“金猪”（新加坡人对烧全猪的别称），“烧猪有论两的吗”，便是搬用《友谊颂》里那段“牛脾气有论个的吗”。再有《大话》套用了《四字歌》的格式，《新加坡地名联说》更完全照抄《新地理图》的情节。这些作品能在电台广播和舞台上博得笑声，可说是沾了马季先生的光。

马季掀起本地相声热潮

虽然侯宝林先生和马季先生是对新加坡相声影响最早和最深的人物，但在80年代以前，新加坡观众一直无缘亲睹他们的风采，倒是侯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姜昆先生先行在1985年踏足新加坡，他和唐杰忠先生也是最早在新加坡舞台以及电视上亮相的中国相声表演艺术家。当时他们受邀为丽的呼声电台首次主办的相声大奖赛的评审，并作了客串演出。此外，姜昆先生作了专场讲演，使原来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新加坡相声爱好者茅塞顿开－－包括笔者。当时姜昆先生称赞笔者的参赛作品《添丁》具备相声的基本结构，而笔者却懵然不解，待他稍作分析后才认识到，过去只是一味从中国相声作品那里“照猫画虎”，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经姜昆先生一番提点，才稍微明白了个中奥妙，正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姜昆这场讲演显然对其他相声写作者也起了深远的影响，作品的结构比较严谨了，“抖包袱”的技巧比较自如了，那些似是而非的“相声”再也不能含混下去了。有个例子可以反映：前些年笔者从众多影印资料中，筛选出十几个没有署名的段子供学生录制儿童相声专辑，不料出版后，韩劳达指出其中有段《老虎和老师》是他的作品。这教笔者很感意外，因为那段子语言精练，结构完整，似乎只有中国作者写得出来，然而竟是出自新加坡人的手笔，可见新加坡相声已有了长足的进步，确实令人欣喜不已。